文革后恢复高考已经30年了。我们班级正在准备于明年二月纪念入学30周年的聚会。
我在《师说新语之：七七级小结》中对我当年的高考有一段简单的记述：
“我是一不小心混进77级这个群体的。高考恢复后，虽然非常向往读书，但因毕业后是全国统一分配，害怕会撇下年迈的父亲孤身一人，所以痛苦地决定不参加高考了。后来听人说起，《光明日报》载文说毕业后可以回原单位工作，因此终于赶在截止前的最后一天报了名。这时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。由于文革期间根本没有读过什么书，所以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把从初一到高三的数学自学了一遍；剩下的一个星期用来学习和复习文、史、哲、地等学科——还好不考外语。每天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，从晚上7点复习到11点。”
这里不妨说得详细点，为历史留下点雪泥鸿爪。
1977年1月，物资局“7·21大学”撤消，在离开2年后我回到江湾木材厂（现逸仙路“文化花园”地块）继续当场地工，把卡车运来倾倒在场地上的原木码放成垛。这是我在1974年1月从农场“上调”后从事的工作。冬天吹西北风，夏天晒毒日头——长袖上衣拧出的汗水可以淋湿面盆大小的地面。当时的复习就是在如此强体力劳动后进行的。
参加高考的动机倒主要不是想改变工作环境，有2点证明。一是前面的引文里说的，毕业后有可能回原单位工作。二是我的5个志愿全部填复旦的，压根没想报个垫底的先跳出去再说。第一志愿新闻系新闻专业（唯一专业），第二志愿哲学系哲学专业（唯一专业），第三志愿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（唯一专业），最后2个是中文系的文学评论和语言文字专业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哲学，只是感到文革结束后经济建设会重要起来，但经济系只有政治经济学专业又没啥意思，所以把新闻放在第一位了。至于为什么第一志愿没有录取，估计是因为总分不够，作文写的是论说文而不是记叙文也可能是原因。
考试前一天，换乘2部公交车去考场侦察，望着教室里25个座位，不知为什么自信心极度强大：这个教室里唯一能考上的就是我！当时文科录取比例是25分之1。但是，第一门数学考试就对我的自信心予以严重打击。虽然3个星期的自学，该背的都基本背下来了，但根本没有时间做习题。一道高分的平面几何证明题把我卡住了，还影响到其他题目。中午回家吃饭，几乎丧失了信心，闷闷地小睡了一会。下午考的是史地，拿到题目一看，几乎都在掌握中，心情马上好了起来。历史题目全记不得了。地理记得一道问新西兰首都名字的，大题是问台湾岛地形气候什么的。我只记得台湾岛中间有一条山脉纵贯全岛，于是结合地理位置瞎蒙了一通，好自我感觉良好。估计能有90分以上，可以弥补上午数学的损失。
后一天上午考政治，政治是我的强项。但是由于根本没复习，结果在强中之强项的哲学上栽了跟斗。论述题16分：实践和认识的关系，并举实际例子说明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想出一个要点“实践出真知”（应该是4个要点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、发展动力、真理标准和目的），例子胡扯的是文革批判邓小平，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批错了云云。其他题目估计没什么大问题。于是小小地郁闷了一会。
下午最后一门是语文，10道改错题各1分，作文90分。小题全部不在话下。作文题目是2选1。记叙文：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——记先进人物二三事；论说文：知识越多越反动吗？当时华国锋当政，提出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，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，一方面批判“四人帮”，一方面继续批邓，同时开展经济建设。所以2个题目都同政治形势有关。说实话，我的文笔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练出来，虽然学写过小说但并无心得，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写论说文。在草稿纸上列了几条提纲，就在格子纸上开笔，在2张格子纸的最后一行结束文章。内容引证经典作家的话和历史事例说明对社会起的是进步作用，还揭示和批判了“四人帮”鼓吹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论调的狼子野心。考完看到其他考生还在拼命把草稿上的文章抄到格子纸上，有的连草稿也没写完，不由又坚定了几分信心。
当时不公布考试成绩——后来从辅导员那里知道成绩是330多分，自己估计数学70分左右，政治80分左右，史地和语文都90分左右。“老父只等到了我的体检通知书，说，考是考不进的，能参加体检已经很有面子了……。”我是戴着黑纱走进复旦的。时年近24周岁。
2007.9.25中秋节
